专家解析103名副省部级官员腐败 吁重点监督一把手

　　田国良首先梳理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(或“享受副部级待遇”)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。介绍称，这103个案例，从地区和系统来看，地方占75例，中央国家机关15例，中央银行6例，其它中央国有企业7例。整体看来，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，中央企业、银行金融系统、铁道系统、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，高官腐败案例相对较多。这说明，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，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，腐败的几率可能越大。

　　谈到这些年中央提出反腐坚持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的话题，田国良表示，最近这几年发案的高官腐败案例较多，但他们最初的犯罪时间，大都可追溯到上世纪，只不过一直“潜而未露”罢了。

　　田国良介绍，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，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：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、几十万，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，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19573万；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，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利润丰厚、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，而且触及司法、组织人事领域；作案手段由以“个体户”的形式单干，发展到出现“集体腐败”和所谓“窝案”；案情由相对简单、透明，发展到云遮雾罩，令人眼花缭乱；量刑从仅有有期徒刑，发展到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、死缓、死刑。

　　针对一些官员腐败案件曝光之前，往往以非常光鲜亮丽的正面形象示人，腐败官员呈现“两面性”的问题，田国良称，一些腐败高官往往表现其“两面性”，他们人生历程和从政旅途，并不全是阴暗面。许多也曾有过阳光的青少年时代，也曾有过“昔日辉煌”，甚至表现出非凡“才干”。一些腐败高官曾经说了许多“反腐”的话，干了许多“廉洁”的事，甚至赢得“好评”。

　　由此，田国良指出，认知和考量领导干部，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复杂事情。既要察其德，又要考其才，以德为先；既要查其今，又要追其往，以今为重；既要观其行，又要听其言，以行为主；既要窥其内，又要视其外，以内为本；既要注意“八小时外”，又要观察“八小时内”，兼顾“八小时外”内外；既要群众满意，又要领导认可，以民意为主。这些话说起来顺口，操作起来难度大，而且容易出现偏差。何况，有的腐败干部，在不同时间、地点，以不同面貌出现，时而“天使”，时而“魔鬼”；有的着意以假象蒙人，人前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台上人话，台下鬼混；有的欺上瞒下，或者对上对下，两幅面孔。

　　田国良总结了腐败高官的五种主要犯罪心理：

　　一是攀比心理。自以为素质、智商、地位比那些富商高，而人家富了，自己还“清贫”着，心理不平衡，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；而商人们为保护既得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，自愿或不自愿地将利益的一部分拿来换取权力的保护和支持，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外在诱惑。

　　二是从众心理。以为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“收礼”，因此，自己不收白不收；“收礼”是一种人情往来，可以增进与送礼者的信任，拒礼有可能使送礼者难堪，甚至可能把送礼者推出自己的“圈子”。

　　三是弥补心理。一部分“晚节不保”的高官往往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，不划算，因此，在退休之前，抓住机会，能捞一点算一点，作点“弥补”。

　　四是侥幸心理。有的腐败高官以为，这种“人情往来”，两头保险，因为都是“一对一”活动，自然十分安全可靠；还有的以为，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，可以为所欲为，不至于出事。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。腐败的成本低，而收益高，犯案多，而查处少，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。

　　五是迷信心理。一些腐败高官，不信马列信菩萨，妄想有神灵护佑，事情就不会败露。

　　谈到如何避免高官腐败，田国良说，第一要坚持“以德为先”选拔领导干部。这里所说的“德”，可以归纳为“品性”、“品行”、“品格”。“品性”，是指抵抗外来诱惑，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意志；“品行”，是指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；“品格”，是指冷静、理智的果敢品质。品德的形成有环境因素，也有主观因素，靠培训、教育和周围风气的影响，也靠个人的“内省”“定力”和多年“功力”积累。

　　田国良强调，一个领导干部，德才兼备，当然最理想；如果，或者有德缺才，或者有才缺德，二者必取其一，则宁愿取前者，因为，有德缺才，至多办不成事，有才缺德，则办坏事。

　　田国良指出，“德”这个东西是无形的，只是反映在一个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中，无法像智商鉴定一样去测量。很少有人承认自己“缺德”，而且在许多公开场合，一些腐败干部都要表现出自己“道德高尚”，但是，在一些私密场合，在利益诱惑下，在关键时刻，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“马脚”。这种“马脚”，最容易被周围人群所识破，而不太容易被上级组织，特别是上级领导所察觉。上级领导看到的往往是其“冠冕堂皇”的一面，甚至被其“伶俐”、“可靠”、“能办事”、“得心应手”等因素迷蒙了视线。因此，衡量领导干部的“德”，要多听广大群众的呼声，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；提拔领导干部，应加大群众的权重。“以德为先”的原则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实处。

　　田国良提出，不宜“火箭式”提拔领导干部。所选案例中，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，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%。可见，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，在比较年轻时，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。年轻得势，或者平步青云，容易失去自我，产生错觉，飘飘然，忘乎所以，目空一切，为所欲为，滑向犯罪。因此，我们建议，要尽可能避免“火箭”式提拔干部，应按照正常程序，遵循干部成长规律，使干部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，稳步前进。

　　田国良表示，应严防“带病”提拔领导干部。在他的研究案例中，约有63%的案主，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，约有48%的案主，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。因此，为了杜绝这种“带病”提拔现象，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、审计制度。领导干部在离开某一岗位，或者在新任某一职务之前，有关部门应该对其本人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仔细考察、审查，对其负责的部门或者分管的领域，进行彻底审计、审查。 中国1995年出台了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，1997年又出台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，以后，类似文件不断修改、补充、更新，但是，在实际操作中充满弹性，还不周密，不到位，不彻底。

　　田国良还建议，要重点监督“一把手”。所选案例中，多数案主作案时，或主要作案时段，都担任着地方或部门党政“一把手”。我们的体制设计，使“一把手”，特别是地方党政“一把手”的权力很大，容易形成“独立王国”，同时对“一把手”的监督相对较弱，往往是下级不敢监督，上级没法监督，或者说，看得见的管不着，管得着的看不见。

　　针对有学者建议，在党内将决策、执行、监督三权分给不同部门行使，党代会决策，党委执行，纪委监督。田国良认为这不失为一条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。目前，纪委由于受同级党委书记的领导和牵制过多，难以有效行使监督职责。因此，应赋予纪委独立行使监督职责的权力，让纪委直接对上级和同级党代会负责，而不是对同级党委负责。

　　田国良称，对于“一把手”，上级机关应该采取定期派巡视组等形式，重点考察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反映，其个人报告的内容，应重点核实、公示。